文化和信息如同无形的行李伴随着商品和服务、迁徙和征服。它们直接和间接地通过电影、书籍和广播扩散开来。很少有社会可以阻止这种传播。

巴别塔:是《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故事中人们建造的塔。根据篇章记载,当时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此事件,为世上出现不同语言和种族提供解释。

纵观史前时期和信史时代,不同社会之间、不同信仰体系之间和不同语言之间日益增长的趋势是相互联系、相互借鉴和偶然出现融合。各种文化的平均规模—共享信仰和惯例的群体—一直不断增长,但是增长并不具有连续性。随着相互作用程度的加深,信息变得更加廉价,从而可以为更多的人所获取。由于信息价格下降,有更多的信息为人们所消费。马克·卡森在其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根据信息成本下降这一简单假设来解释历史中最重要的’程式化事实’【1】。”如同以下简要的考察所表明的,随着时间推移,可以借助于许多不同方式和相继出现的新技术削减信息成本。这样一来通常的结果是:在语言、宗教和其他领域出现新的综合,相应的地方文化多样性减少。

20世纪末为形成单一全球信息市场带来了稍微更近的可能性,而单一全球信息市场可以提供统一的文化选择。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带来的萧条中断了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但是信息技术、航空飞行、集装箱运货船的综合运用,以及各国市场的自由化恢复了这一趋势。尽管全球接近一半人口仍然居住在农村,并从未使用过电话,但移动电话的普及正在迅速改变他们的隔绝状态。然而,单一世界的愿景在政治上还是不切实际的。它仍然不太难以解释;尽管用最简短的话说,一体化趋势是明朗的,但它仍然停留在假设层面。即使是现代冲突的阴暗面也证实了文化的日益重叠和受到威胁的政治阶层在抵御竞争和入侵方面高涨的热情。

在现有文化中,美国版本目前已不是最突出的。美国最具特色的是其文化的混合主义。每种文化都会借鉴其他文化,但美国文化是一种开放的多元混合文化类型。来自世界许多其他国家的人们选择定居美国,他们共同合作生产了美国的文化产品。因此,美国的文化生产者广泛采用了世界各地的主题,同时运用了全球最有活力的文化制成品包装手段和零售手段。美国商业社会从未停滞不前,因为它不停地将丰富的元素糅进新的图书、新的艺术作品和新卖座的好莱坞电影里。大多数国家都有学者、评论员和发言人,他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的社会是独特的,因此不应该也不能按照共有的特征来理解他们的社会。但是,只有在执世界文化牛耳的美国,这才不致成为诡辩之词。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经将美国文化斥为一种在大部分领域缺乏原创性的“博物馆文化”—他排除了爵士乐和舞蹈—但是,在不断进行的对多样性融合的过程中,美国其实是富于原创性的。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1929 – 2020.2.5,享年90岁),美国著名文艺批评大师与翻译理论家,当代杰出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熟谙英、法、德等数国语言与文化,执教于牛津、哈佛等著名高校。主要研究语言、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及“二战”大屠杀的影响。美国文理学院荣誉会员,曾 获法国政府荣誉团骑士级奖章、阿方索·雷耶斯国际奖等多项殊荣。代表作有《语言与沉默》《悲剧之死》《巴别塔之后》等。

尽管现在大家共用同一个信息与思想库在技术上是行得通的,但世界上较为贫穷国家的大量人民迄今为止只能间接接触到西方的生活方式。然而,好莱坞和已改进的通讯技术意味着,外部世界足以注意到他们憎恨自己的真实生存状况或者自身生活的相对贫困,同时可以发现他们对这些问题既困惑又恼怒。较贫穷国家的精英们似乎要么努力吸收美国的创新成果,要么为限制美国进入作斗争,要么试图阻止他们的人民听到任何有关美国生活方式的正面消息。他们试图限制全球文化的渗透,将其视为美帝国主义、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国际标准英语、基督教或者后基督教价值观的表达。他们担心文化富营养化(cultural eutrophication)的问题,在此情况下西方文化的繁荣会压倒他们较为贫瘠的社会所提供的东西。为了防止人们接触它所限制的特定作品,可以利用一种相反的文化,此时抗拒达到高潮。在阿富汗的性案例中,为了将西方的腐蚀拒之门外,(Taliban)通过海关站对电影录像带设置了壁垒。

大约5万年以前,起源于非洲温暖地带的人类就已在遥远的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开枝散叶。过了2万年后,人类开始在欧洲较寒冷的地带定居。仅仅又经历了1万年,人类抵达了西伯利亚;在此之后不到9000年,人类抵达了美洲。仅在距今3600—1000年前,有人定居波利尼西亚。这些不过是人类活动的大致年代,因此有时候会受到猛烈抨击;考古学家不断地将人类活动的年代往后追溯,目前已报告发现了更早的印度尼西亚小矮人【2】,这个人种几乎不符合对人类通常的描述。这些细节对于我们所计划的目标而言并不重要。在伟大的早期扩张中,人类的行为方式与其他大型哺乳动物进入新领地时一样。进入新领地后,族群散播,并在文化上彼此逐渐有些不同。我们的主要兴趣在于他们再次相遇时将发生什么。

一种显而易见的联系模式就是贸易,贸易在最初是人们自发组织的。它的起源之一就是因希罗多德(Herodotus)而著名的“沉默贸易(silent trade)”。焦虑的人们悄悄走出去,检查参与交易的另一方所摆放的货物,带走他们需要的,并留下自己的出售物品作为回报。运输的高成本阻碍了较远距离的货物交换。据说陆运价格通常要比水路运输贵15倍。商品市场只是缓慢地扩展其范围,早期交易的对象是小巧的、贵重的、轻便的饰品—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称其为“华而不实”—那时被交易的对象还有工匠和在出于政治考虑的婚姻中差不多被作为抵押品的高贵女人。贸易会出现严重倒退,但每当政局稳定时在日常货物领域的长途运输会再度兴起。最常提起的受益者是一位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人。他可能吃到的食物和使用的家具是从遥远的黑海、波斯和迦太基运来的。一旦运输成本变得足够低,贸易范围就会从这些制成品扩展到单位价值较小、相对笨重的未加工的原材料。随着物质产品市场扩大,陌生人和信息也纷至沓来。随着进口货物增加和人员往来,对曾经陌生的社会习惯的学习成本也降低了。

工业化以前的人们就已经可以漂洋过海。波利尼西亚人(Polynesians)学会了如何从洋流规律获得比现代人能想象得到的更多的航海线索。在这方面密克罗尼西亚人(Micronesians)有很大进步,发明了信息脱离人的身体以后的储存方法。这种方法是波利尼西亚人无法做到的,如此一来,信息不会随着其创造者肉体和精神的死亡而消失,而是可以被储藏起来并传给千秋后代。这些信息体现为海洋表面图的形式:用椰子树叶柄做成三维模型,用弯曲的叶柄代表海浪,并用贝壳代表岛屿周围主要洋流的交汇点。

尽管这让人惊讶,但从信息检索的角度看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考察了世界各地博物馆里的地图后,哈罗德·加蒂(Harold Gatty)发现,同一区域的地图差异较大。用树枝做的地图也不易复制。这些早期的航行家往往会和自己的祖国失去联系,从而按照他们发现的新大陆的生态潜力改变文化习惯。他们阐释了自己获得的信息,却没有对信息进行核实;而且,不管怎样,他们探险的距离都不及库克船长(CaptainCook)的一半远。欧洲人的大发现确实开创了一个在史无前例的范围内建立和维持联系的全球相互关联的新阶段。只有在探险成果以书籍形式传播的库克时代,有关遥远地域的可靠信息大体上才能为人们所用。

探险和贸易从此把绝对地方主义挤进角落里。绝对地方主义仅存在于缺乏能够支配一切的政治权威的地方。迈克尔·克赖顿(Michael Crichton)描述了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所发现的巴尔蒂斯坦(Baltistan)的隔绝状态:那里的村庄,有时候只有24个木屋,彼此相距仅五英里,但是它们有很大的不同。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这些村庄被厚厚的积雪隔开,就如相隔了几百英里。它们有截然不同的讲话模式和建筑风格。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克赖顿发现,由于人们被群山隔绝,所以相邻地方的风俗都迥然不同,据推测那里有7000种语言或者方言。尽管一种混杂语言已经成为通用语,但整个新几内亚高地的社会凝聚力形成缓慢。高大的土墙像马奇诺防线一般横亘大地,由此产生了一种永远不信任的氛围。据推测,整个世界就是这样形成的,有的地方形成于几千年前,有的地方仅仅形成于昨日。新几内亚对于整个世界的早期历史到底是一个多好的模型并不完全清晰,但这种类比是有启发性的。甚至在西欧较偏远的地方也可以找到具有类似地方特点的微弱证明:在20世纪60年代,简·莫里斯(Jan Morris)发现,同一种鸟在撒丁岛上相邻的9个村91庄有9种不同的名称。我们也许会发现,这种地方观念是有趣的(旅游文献经常在这方面大肆渲染)或者令人恐惧的(地方政客经常如此宣传),但不可否认的是它阻碍了人们之间的对话。

太平洋可能一直是一个与外界联系非常脆弱的世界,但从近代早期大西洋的边界就开始紧密地联结在一起,那时的证据就不再是推测性的而是有文献记录的。详细记载新大陆产品、植物、动物的信件如雪片般从美洲殖民地(Colonial America)飞回英国。信息传播的标志是,身着巴黎最新时装的活动关节木偶不仅在欧洲的首都流通,还被出售到了远在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市。足以令人惊讶的是,一些早期的美洲殖民者重返了在英国的家园,至少有一个萨默塞特(Somerset)家族维持此习惯达几十年。在18世纪,对于那些既想窥探位于乡村的先进农业的秘密又想享受城市上流社会生活的人而言,完成重返英国的旅程是作为一种盎格鲁–撒克逊式大旅行的必修功课。英国革命造成了大西洋两岸意外的短暂性中断,但是在革命过后大西洋的鸿雁往来更加频繁。到了19世纪,来自较远的澳大利亚的殖民者也重回故土,购买纯种牲畜,游逛伦敦的画廊和红灯区。

语言的历史阐释了统一的进程。对于语言文字早期命运的最为大胆的构想是由演化生物学家贾里德·戴蒙德提出的。主流语言学家反驳说,我们对语言的历史了解太少,所以不能将语言的历史与戴蒙德所提出的可能确实伟大的论题相联系。但是戴蒙德通过对如下土地占有的描述充满想象力地把握住了语言史的本质机制:人类迁徙的地理范围在数千年里不断扩展,然而总有小规模族群离开大部队并定居下来,同时更富于冒险性的族群则超过他们到达陌生的疆域。定居者和他们的后代与其他社会群体接触很少,因此每个地区都发展出它自己的语言。在古老的人类居住地,随着中央集权的帝国扩张,帝国的语言逐渐处于支配地位,诸多多样性因此消失。语言甚至被整合成更少的分支,但是当中央帝国政权瓦解和相互隔绝的族群之间出现用于贸易的混杂语言时会有相反的情况。人类最近时期的定居地区,新几内亚和美洲,现在保留了大约一半幸存的语言。

传统观点认为世界上语言的种类在减少,这种看法虽然方向正确,却是建立在并不可靠的估计基础上的。普遍的共识是,在公元2100年以前,现存的共计6000种语言中有一半会消失。这令人怀疑,因为关于如何定义语言存量缺乏一致认识,同时对语言消亡率的估算差异极大。一位名叫罗伯特·狄克逊(Robert Dixon)的权威学者说,世界上有4000而非6000种语言。本世纪预期消亡的语言范围在300—5400种之间,这个范围如此之大以至于变得毫无意义。部分烦恼之处在于,无论操本族语的人多么少,都会有人以保护每一种语言为借口支持其母语。这看起来是荒谬的,就如将语言消亡等同于生物物种灭绝一样。

印欧语系已经占据优势,其中最广泛使用的贸易用语是英语。就目前情况看,讲英语的人一度超过了讲其他单一语言的人,且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人现在在数量上已超过母语为英语的人。欧盟的通用语言据说是“糟糕的英语”。戴蒙德演化论的推断意味着,英语最终也可能化解为几种不同的语言。拉丁语便是一个典型。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它失去了政治支持,并逐渐演化成罗曼语族(the group of Romance languages)。一方面,人们假定,如果没有罗马帝国势力的支持,拉丁语无法幸存。另一方面,由于在世界贸易中的使用英语可能确实会幸存下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英语的支配地位是有保证的。在语言领域,离心力和向心力总是同时起作用的。经济繁荣、政治昌盛、施政有方和减少的传播成本可能有利于主要元素扩散开来。这些元素包括城市生活方式、贸易、罗马法律和财产权利、书面的拉丁语、古希腊—罗马文学、饮食、服装等。所有这些元素为人们所完全接受经历了几个世纪,并且往往需要使它们融入早期信仰和宗教圣地中;经过最初咄咄逼人的势力扩张后,和解成为教皇格雷戈里一世(Pope Gregory I,公元590—604年在位)治下教会明确的政策。这有利于减少因要求太多彻底的大规模转变所产生的阻力。在佛教和教传播的地方几乎同时进行着这个过程,但是教做出了更大的努力来清除以前文化的痕迹。

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1950年所著的《帝国与传播》是关于信息与通信系统历史的开创性著作,但是并没有太引人注意。直到50年后丹尼尔·黑德里克(Daniel Headrick)出版了《信息何时充分发展》,英尼斯的观点才为人们所接受。同时,这一主题常常渗透在轮船史、铁路史、航空史、电话史等相关历史的讨论之中,或者偶尔出现在对类似邮局这样的机构历史的描述中。然而,信息处理和传播的加速并不是直接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技术变革所提高的速度和达到的范围来衡量的。

可以容易地找到不同时期通讯速度的生动轶事:1757年6月发生在印度的普拉西战役(the battle of Plassey)的消息直到1758年2月才通过一条绕好望角航行的轮船带到英国,而1821年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去世的消息两个月后便传到了伦敦。尽管华盛顿去世的消息传到纽约市花了7天的时间,但68%的美国民众在30分钟内便得知了肯尼迪总统遭暗杀的消息。但这些毕竟是轶事,它们虽然显示出了传播速度,却没有直接解释下降的信息成本。虽然我们可以整理速度记录或绘出关于运河、汽船、铁路甚至个人机车的小片段,但是这些归根到底仅仅是以连续的物理形式存在的运输服务截面,要想找到一张关于递减成本的总体画面是困难的。技术偏见类似于农业上的“奖励精华的谬论(prize marrow fallacy)”,它为最大的或者外表最完美的产品颁奖而不是为经济效率或者社会成果颁奖。

黑德里克在组织信息、转化信息、显示信息、储存信息和交流信息的主题下分析了作为一系列过程的信息系统。他确认了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发生于西方的一场信息系统革命,这场革命涌现出了像植物学领域的林奈(Linnaeus)和词典编纂领域的约翰逊(Johnson)这样伟大的数据搜集者和分类者。他们的成就要领先于19世纪邮政和电报系统数据处理的机械化很多年。标准化的发展史进一步使人理解了信息市场的统一过程。世界上大多数地区采用共同的日历使贸易和相互联系能够有秩序进行。协调时钟时间是为了满足铁路旅行的急切需要。加拿大的每一个城镇都根据太阳正好位于头顶的时间设置了它的钟表时间,但是这导致了火车穿越加拿大时时间的混乱。因此,1879年有人提议设置24个时区,1883年全北美的铁路系统采纳了这个提议。同样在1883年,为了将反复调整时间的麻烦降到最低程度,罗马和华盛顿会议确立格林尼治本初子午线、格林尼治标准时间以及国际日期变更线为国际标准。

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瑞典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和医生,瑞典科学院创始人之一,并且担任第一任主席,他也是人类的正模标本。他奠定了现代生物学命名法二名法的基础,是现代生物分类学之父,也被认为是现代生态学之父之一。

在信息传播速度、信息处理方式和存储设施(例如图书馆)的规模方面产生了一次又一次的飞跃。甚至在收音机和电视机影响不同数量级的观众以前,公众集会的频率和规模就已经增长了。报道的及时性不断提高—从19世纪40年代像论文一样的新闻杂志在1870年后被按分钟报道事件的出版物所取代,吉福德(Gifford)因此赞成把19世纪中期作为一个转折点。但是,黑德里克很坦率地认为,没有一个时代能够标志着在口头文化的短暂性与数据传输、数据整理和数据储存方面的现代电子发展之间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

这并不是说物质设施过去或现在在联结市场方面是不重要的;那会是一个过于极端的观点。内陆运河和铁路的建设和像巴拿马运河或苏伊士运河这样的通航海船的运河建设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英雄壮举。在类似枢纽方面的投资如今已达到了较高水平。目前,高速铁路、海底隧道、新公路、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以及类似的项目数不胜数,其中许多项目都是国际性的而不是仅限于一个国家的。全世界正在酝酿更长的连通方式。更雄心勃勃的建议,比如架起穿越白令海峡的大桥或者打通摩洛哥与西班牙之间的海底隧道,是否可行仍需拭目以待。对类似进展的赞誉之词主要存在于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书中。在今天只有工程专业的学生似乎仍对它们充满热忱。换言之,搜索引擎打败了运河。当今时代有关技术的文章总是吹嘘电子通信,并将计算机科学家的成就抬高到土木工程师之上。

计算机的先驱是印刷机。然而,需要谨慎对待英语印刷的历史,英国人倾向于欧洲的经验,但是欧洲人实际上是落伍者。中国、朝鲜和日本早在数世纪以前就使用了活字印刷术。作为后来者的欧洲之所以最终超越这些国家,与其说是因为其带有点模仿性质的技术能力,倒不如说是因为在15世纪出现了一个规模更大的阅读群体。在印刷术出现以前,对手抄复本不断增长的需求就已经显示出了信号。意大利的这种需求在印刷术出现前25年时正好处于顶峰状态。

印刷术减少了手写材料的成本,但只有普遍提高的识字能力才能使其在全社会显得较为重要。直到很久以后,对劳动更复杂的要求似乎才使人们想要推动识字能力的普及,并且经济增长使人们能够负担掌握识字能力的成本。“识字能力(literacy)”这个术语有着不尽一致的定义,并且在高层都在散播着过分自信的数字。甚至现代对识字水平的比较也常常有分歧,无法确定识字水平(levels of literacy)指的是阅读水平还是写作水平,或者兼而有之,即使确定了识字水平的概念,也不知道在什么年龄采用怎样的标准。根据我们可以获得的表面数据判断,大约在公元1000年,只有1%或者2%的欧洲人是识字的。到了1850年,识字率已经增至50%,不过可能其中一半人只能勉强阅读。到了1930年,这个数字被认为已经攀升至90%;到了1990年,西方政府常常声称,他们98%或者99%的人口都是识字的,甚至最雄心勃勃的政府会声称他们100%的人口都是识字的。那么有人会想,为什么他们要在成人识字项目上投入如此之多。该领域的专家认为,在许多发达国家实际上只有约85%的人口是在功能意义上识字的—在大不列颠只有80%。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数据不是很明确,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在大部分非西方国家识字率更低。

功能性文盲(functional illiteracy)指甚至无法阅读简单指令或是安全通告。无可否认,信息能通过像微型识字班(tiny literate class)这样的媒介得以扩散。中国历史上已有此类经验,其中有关新农业技术的思想通过被称为农书(Nongshu)的著作为地方官吏所知晓,并通过地方官传给了当地农民。在农业方面,中国有比大多数前现代社会更大的优势。但是,中国并没有保持住对西方或日本的优势,这两个国家劳作的农民通常都会识字,所以知识和警示信息都能快速传播。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电话问世。尽管在现代人看来这没什么,但在当时这是一项惊人的突破。在最近的1966年,在欧洲和北美洲之间只有138个对话能同时进行;纽约的花旗银行为了接通电话,雇用年轻人轮班拨号。只有到了20世纪最后几十年,才真正见证了“电信密度(teledensity)”的大幅提高。最后一个没有电话系统的地区是新西兰管辖下的托克劳群岛,那里只有1600人。迟至1996年,它才签署了安装合同。那时正在查漏补缺,因此陆上通信线的铺设暴增,但是之后就被卫星通信所取代。

毫无疑问,继手写体活字的发明或者印刷体图书的生产之后,电话、广播和电信已经产生了比其他发明更广泛的影响力。到1990年全世界有超过20亿部收音机和超过10亿台电视机。在那一年,这些设备中45%都在非西方国家,相比之下,在1965年只有20%的设备在非西方国家。在乡村孤立状态几乎持续到今天的印度和中国,收音机、电视机和移动电话的普及意味着,庞大的人口忽然也是平生第一次获得了了解市场价格、土地所有权数据、国家文化和全球文化的机会。电视展示的不过是体育赛事和肥皂剧,但是从中透出的生活方式的诱惑力令人难以抵挡。

不管是对距离消失的夸张报道还是这类消息传播的夸张速度,现代技术都促使通信的价格出现了惊人的下降。从未有过如此丰富的信息,尤其对于处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长远的影响是未知的。政府担心他们会失去控制;担心不能满足不受约束的期望时人们会做出的反应;担心当农民工由封闭社会进入在古老知识里找不到指南的新处境时会引发的震荡。当英国在1997年结束对香港的统治时,离开广东工厂的工人完全想象不到这么大的事件竟然可以平静地发生。过去的经验告诉他们,政权交替时会发生冲突,应为此做好准备,因此他们便租了汽车返回了自己的村庄。然而,展示给世界的革命性变化已然准备就绪,因此至少学生的反应已经变得更有预见性。中国曾具有怀疑精神的年轻人现在是时尚的旅行者。仅一代人就使他们实现了现代化。正如营销人员所敏锐观察到的,这种转变正对生活方式和购物习惯带来显著的影响;随着乡村逐渐分享经济繁荣和接触丰富的信息,这种转变会扩散到乡村地区。

文化和信息如同无形的行李伴随着商品和服务、迁徙和征服。它们直接和间接地通过电影、书籍和广播扩散开来。很少有社会可以阻止这种传播。

【1】1958 年,尼古拉斯 · 卡尔多在他的一篇论文中论述了“程式化事实”这一概念,提出了 六种事实。这六种事实包括:(1)总产出和人均产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递增率持续增长;(2)资 本-劳动比率持续增长;(3)资本利润率保持不变,明显高于实际利率,至少在大多数比较发达 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如此;(4)保持稳定的资本系数;(5)产出中的投资份额与收入中的利润份额 高度相关;(6)不同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的长期增长率和总产出长期增长率存在差异。它们是卡尔 多通过观察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经济增长过程而获得的。— 译者注

【2】2005 年 10 月 13 日,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的考古学教授麦克 · 莫伍德领导的考古小组 在《自然》杂志发表的文章说,他们在同一个洞穴里发现了很多“小矮人”骨头,其中包括一 个很小的成年人下颚骨,它们距今已有 1.5 万年。后续发现的遗骨证实,在距今 7.4 万年前至 1.2 万年前,这里长期存在一个矮子人群。但是,也有人类学家提出了质疑,认为它们不过是侏儒 病患者。— 译者注

作者简介:埃里克·琼斯(Eric L. Jones,1936— ),英裔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 他出生于英国汉普郡,在牛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和经济史博士学位。 后来,他长期在澳大利亚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 代表作有: 《欧洲奇迹》(The European Miracle,1981)、《增长再现》(Growth Recurring ,1988)、《文化融合》(Cultures Merging ,200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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